日前，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《新政治家》杂志首席书评人约翰.格雷在文章《新冠危机为何是历史的转折点？》中提醒到，“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变得不那么脆弱，就必须在生活方式上作出永久性的改变。”
疫情之危，或许带来生活之机。
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院长袁祖社教授研究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“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”，及“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，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，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”的敏锐思考。
重物质难免滑向享乐主义，消费的冲动被粗暴地理解为“狂欢”。
消费似乎正在成为确立人的主体性，彰显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度。人们过得更幸福吗？认为身处“流动的现代性”的英国著名学者齐格蒙.鲍曼在《工作、消费、新穷人》一书中表示：“如果消费是人生成功、幸福甚至尊严的度量器，那么人类欲求的盖子就被打开了；无论多少占有和激动人心都无法‘与标注同步’所许诺的那样带来满足——因为不存在可以达到同步的标准。”同样，主张满足人们的“需求”而不是“欲求”的美国思想家丹尼尔.贝尔也认为，以快乐为原则，以奢侈性消费为基本特征，人们生活在一个“虚伪的世界”之中。
丰裕非但未加深获得感，反成为焦虑的温床，我们进入了“一种与先前时代根本不同的日常”，越来越多人“吃不过来、穿不过来、用不过来、看不过来、做不过来”，与恣意消费相应强度、烈度的反噬扑面而来，生活碎片化、精神迷茫化，日常生活异化。“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，以快乐为原则、以物质性奢侈消费为基本特征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，既是人片面性发展的重要表现，又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。”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三元教授如是说。
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、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笪志钢告诉本报，日本人追求一切与自然和谐为伍的境界。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则是追求简单的实用，淡化过分奢华的物欲。例如，日本饮食文化固然追求色香味的精致搭配，但注重食材的原汁原味和去复杂加工化，实则折射出尊重原生态的健康趣味；日本园林文化清幽、质朴、简雅，散发着师法自然并回归自然的古意，彰显了文化与审美的联姻。
经济停滞、老龄化加重，以及“3.11大地震”等社会和自然问题，让日本民众幡然醒悟。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潜心研究30年，认为日本已经进入“第四消费时代”，从崇尚时尚、奢侈品，过渡到注重追求消费的体验，进而过渡到回归内心的满足感、平和的心态、地方的传统特色、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上来。
北欧和日本的“简约”殊途同归，都抵达低欲望、人际简单、人与自然和谐的幸福彼岸。
倡导身体美学和生态文化的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认为：“极简主义的要义不是节约，而是循环、有机、可持续。这种意义的极简主义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从某种角度看，极简主义可能意味着苦日子，但它更可能带来极乐：当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利于生命世界的循环时，快乐可能充盈整个身体。”
在以极简主义为代表的简约思潮中，既可见上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界Minimalism的流，又蕴涵抱朴见素之传统东方美学的源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，衍化至繁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”简约风尚造极于赵宋之世，摒弃了唐三彩之花哨的宋瓷，器简意高远，弥漫着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做将来”的寂定安然。与色彩饱和的西方油画相比，水墨氤氲的中国画又何尝不诠释着极简的美学真谛。
今天，长途跋涉回来的简约风潮旧瓶里盛满了新酒，如露入心，又似醍醐灌顶。个人心灵的力量有限，简化正是重新发现自我，是个人能量的再聚焦。“少”不是绝弃而是精简，“多”不是拥挤而是完美。这种“治愈系”的方式意味着过一种精挑细选、真正成熟的生活，过一种更有意义、更负责任的人生，从而获得最大化的幸福、最大化的自由。